幽明永隔思未了--谒文化名人墓

也许是对文学的钟情，也许是记者职业使然，我对一些文化名人由仰慕、求教到相知、访谈，有的还成为“忘年交”。这些年高德劭的前辈不假天日，相继溘然驾西，彼此幽明永隔，但是，他们的音容笑貌常浮现眼前，其谆谆教诲仍萦绕耳际，那份情感，那份思绪，那份缅怀，总在我的胸中挥之不去，尤其是到了清明扫祭时，我默立于墓前，更是潸然泪下，追思不已……

“童心论”刻上了墓碑

谒陈伯吹墓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，童蒙开启时大多读过儿童文学。那些充满吊诡情节、富有浪漫色彩的童话引领着孩子进人文学世界。我的儿童时代，在读安徒生童话、格林童话的同时，也读了陈伯吹的《阿丽思小姐》等作品。倘论我的文学兴趣和文学素养，这位前辈堪称我的第一位“启蒙老师”。

转眼，我成人了，并忝列了作家之末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参与编写《中外现代文学作品辞典》，主编陈孝全教授将陈伯吹作品《阿丽思小姐》及其姊妹篇《波罗齐少爷》、《畸形的爱》（长篇小说）、《誓言》（诗集）条目交我撰写。为更多地了解其创作背景和动因，我贸然造寓求教。之后交往频繁，访谈甚多。

访谈最多的是1960年那场对陈伯吹“童心论”的批判。

陈伯吹不仅有丰富的儿童文学创作，而且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总结、探索儿童文学的理论，“童心论”即是其一。1956年，曾任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的陈伯吹发表了《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》。就在这篇文章中，他说了那段后来受到批判、但影响一直颇广的话：“一个有成就的作家，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，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，以儿童的耳朵去听，以儿童的眼睛去看，特别是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，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、喜欢看的作品来。”

这段至理名言竟然刻上了陈伯吹的墓碑，足见他笃信“童心论”的矢志不渝。

陈伯吹是上海市宝山人。他叶落归根，安葬于宝山区的宝罗暝园。陈伯吹之墓由两部分组成：一是厚厚的一堵墓墙，高1.5米，宽2.5米，深褐色的花岗岩上鎏刻着“陈伯吹先生之墓”七个硕字；二是墓墙前以打开书卷的形式，平卧地摆放着一块别具一格的墓碑，上书：

“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，以儿童的耳朵去听，以儿童的眼睛去看，特别是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，…….

陈伯吹”

白底红字，分外亮丽。墓地四周由低沿的石砖围砌，墓墙前和墓碑周围簇拥着鲜花和绿草。我默然肃立，凝视着墓碑上的那段话，似乎感到陈伯吹在这方恬静的天地里，还是在诵咏着“童心论”……

当年陈伯吹的“童心论”是被当做“修正主义黑论”受到火力密集的批判。我很同情这位前辈，更佩服他对“童心论”的不懈追求，他在事过30多年后还坚持说：“如果能够儿童本位一些，可能发掘来的作品会更多一些；如果审读儿童文学作品不从儿童观点出发，不在儿童情趣上体会，不怀着一颗童心去欣赏鉴别，一定会有沧海遗珠的危险”。孱弱的身躯裹着的是一副铮铮铁骨！我对他油然而生敬意。

在我记忆中存有陈伯吹和我党关系的一段轶闻，鲜为人知

1927年8月，在自己家乡执教的陈伯吹经地下党员黄忆农介绍入党。翌年2月，黄被捕，陈伯吹受到警方监视并被拘，后由当地教育局局长和校长的担保才获释。为避再次罹祸，是年年底，陈伯吹离开家乡上大夏大学求读，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。在半个多世纪的坎坷人生旅途中，他始终不渝地热爱党，追求真理，盼望着有一天重新回到党的怀抱。1983年，这位年望八旬的老作家终于实现了夙愿这是他第二次在党旗下宣誓……

陈伯吹是将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作为党的事业来尽心尽责，全身心投入。1981年，他捐出毕生积蓄，设立“儿童文学园丁奖”，1988年改为“陈伯吹儿童文学奖”。凝视着刻有“童心论”的墓碑，我虔诚地躬身……

常青树深深合抱生根

谒辛笛、徐文绮夫妇墓

我是在上世纪70年代研读现代文学史时知晓我国“九叶诗派”中有一位“辛笛”。后进了《上海法制报》社，经同仁陆萍引见拜访了这位名闻遐迩的著名诗人。

绽开笑意的面庞，略带嘶哑的声音，沉稳缓慢的步履，娓娓而道的谈吐，至今仍深深刻在我的脑壁中，难以释怀。每次造访，或忆文史掌故，或谈创作背景，或诵诗歌新作，或论文坛现象，其思路清晰，立论犀利，融古烁今，令我每每有启迪，有教益。我将这些交谈整理成文，相继以《在中西诗艺交汇点上探索》、《西谛和辛笛的书缘》、《一颗早殒的晨星记1947年文艺杂志“民歌”》为题，刊发于《解放日报》、《文学报》、《文艺报》等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上世纪末，辛笛主编《20世纪中国新诗辞典》，约我参与编写。得知我曾经写过论文《“七月诗派”抒情的意象艺术》，他便将“七月诗派”的条目写作任务交与我。期间交往频繁，得益匪浅。

2004年1月8日，辛笛仙逝，文坛痛失一位“重量级”人物，而我呢，则是痛失了一位“忘年交”的恩师。

辛笛的墓安放在本市青浦区福寿园内，与其相濡以沫整整一个甲子的爱妻徐文绮合葬。墓地的设计颇为奇特、优雅：墓碑的形状是一本打开的大书，右边刻有五行竖写的文字，列出两位逝者的主要文学成就“手掌集、夜读书记、辛笛诗稿、印象*花束、嫏嬛偶拾、听水吟集作者辛笛”；“狄更斯长篇小说、尼古拉斯*尼可尔贝徐文绮等译”。左边刻有“父诗人辛笛”和“母教师徐文绮”的生卒年月及立碑者。碑的前方铺有一块大理石横条，镌有辛笛《航》中的一行诗句：“将生命的茫茫脱卸与茫茫的烟水”。墓碑的右边立着一方书影，是《手掌集》的封面。作为“九叶诗派”的代表作，创作于1948年的《手掌集》是辛笛整个文学创作生涯中最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上乘之作，将它的书影立于墓前，与逝者相伴，足见这些“以全生命来叫出人民的控诉”的诗篇的历史地位。

镶嵌于墓碑左上方的是一帧辛笛、徐文绮的合影，显得那般的和善、慈祥。记得当年我拜访辛笛，徐文绮总是陪伴于侧，形影不离，还不时发表一些意见，两人“桴鼓相应”、“灵犀相通”。当时，我萌生出一个念头：何不写一写这对恩爱夫妇？于是，我有意识闲聊、采访、收集素材，写了《常青树深深合抱生根记著名诗人辛笛和徐文绮伉俪情》一文，刊于1989年9月号的《现代家庭》杂志。

今年清明，我再次谒墓，向我素以敬歆的两位前辈献上一束鲜花，并久久忘返，与之进行了一番阴阳两界的“对话”……

他在上海奋斗了半个世纪

谒胡万春墓

浙江有个最大的湖，位列宁波之东，承纳钱埭之水，故称“东钱湖”。元人袁士元诗云：“尽说西湖足胜游，东湖谁信更清幽”。也许是山水清幽的自然环境，也许是叶落归根的故土情怀，著名工人作家胡万春的墓就坐落在东钱湖畔的“象坎山庄”。

“象坎山庄”是一个已有百年历史的老式公墓，据当地人说，鄞县（今为宁波市鄞州区）象坎村人大多安息于此，即使闯荡在外的鄞县故人也往往会重返故土，长年与家乡的山水为伴。胡万春即是一例。

我与胡万春是同乡。在日前祭祀先人时，我不期而然地发现了胡万春的墓，驻足凝视，心绪连翩。

胡万春的墓列于“象坎山庄”中部干道的左侧，相比左邻右舍，它称得上是“豪华”的了：松柏环绕，石栏界地，硕大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“父胡万春之墓”六个大字，字的上端镶有一幅墓主身着西装、戴着眼镜、面慈目秀的遗照，墓穴前设有一石桌、四石凳，尤其是那块兀立于墓地左端的介绍墓主生平的碑文，洋洋洒洒七八百字，还配有一张胡万春灯下窗前写作的瓷照，更是与众不同。胡万春仙逝于1998年，2001年移葬于此。

我素来仰慕这位工人作家，甚至可以说，是读着他的作品成长的。我识文断字后，读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便是《骨肉》，至今还能忆及旧社会那个工人家庭家破人亡、骨肉分离的悲惨情景。胡万春属于上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工人作家队伍中的翘楚，多以描写产业工人的劳动与生活而活跃文坛。文化圈子里的人都说胡万春对生活有激情，健谈，也善于讲故事，我想，他之所以由一个普通工人成为作家，绝非偶然。虽说他的早期作品所描写的城市底层生活，在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观念之下，人和事不免存有简单化、概念化之虞，但它们依然以人间常情打动了我，打动了众多的读者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是胡万春创作的鼎盛期，他的短篇小说《一点红在高空中》被茅盾赞誉：“这是抒情诗，也是风景画”；1964年，在全国优秀话剧创作及演出授奖大会上，胡万春独占鳌头，竟有两部多幕剧获奖（根据他的中篇小说《家庭问题》改编的《一家人》和中篇小说《内部问题》改编的《激流勇进》）。我曾读过胡万春写于1983年的自传体长篇《苦海小舟》，也完全赞同将其编入《七月在野*八月在宇》丛书的主编王安忆所言：“我们可以在《苦海小舟》中找到《过年》和《骨肉》的故事轮廓，就像是这两篇小说的素材，显露出感性的面目，过去的生活这一回以私人经验的性质进入胡万春的创作，不期然地，展现出更宽广的社会场景。”

我有幸与胡万春谋面一回。那是1989年底，他在凯旋路武夷路交口处开设了一家书店。我参与编写的《中外现代文学作品辞典》一书出版，经上海作家协会引荐，我贸然登门希望能帮助推销一些。他热情接待了我，还一口允诺包销100本。当时，我真的很感动，也很感谢他！一面之缘，难以忘怀。

胡万春的墓前，鲜花簇拥，供品繁多，炷香缕缕清烟萦绕，想见他的眷属或“粉丝”刚祭扫过。我深情地注视着这位著名工人作家的遗像，默默地说：您在上海奋斗了半个世纪，上海人民永远铭记着您的英名！